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银装素裹的早晨，一个同样银白的老太太站在窗口前，扯着嗓子喊：“这该是个包饺子的好天气！”
那年我十岁，奶奶六十岁，打我记事起我们就住在一起，像一对长不大的好朋友。
我们会一起上山摘野菜，深深浅浅的踩在枯枝落叶上像微弱的雷鸣，伴着脚步一路欢歌。有时树上的白雪簌簌落下，俯仰之间好像已经走过了百年时光，春秋代序为我编织满头银白，将我推到奶奶身边。
等回到了家里，把满满一篮子的野菜拿出来洗净、摘选。泡在清水里的深绿色菜叶如同展馆里那玻璃柜中一言不发的艺术品，绿的纯粹，暗的深沉。奶奶在旁边看着院子里被雪滑倒的土狗大黄时不时发出孩子般的嗔笑，“冬至给你们多做几个饺子，要吃得饱饱的才不会冻掉耳朵。”霜落满地，清风徐来，看着鼓囊的大碗装满了一夜的劳动成果，心满意足的睡去。
接着就是为冬至的到来做好准备：面粉、猪肉、鸡蛋、山泉水、牛肉、茶叶……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东西颇为壮观。有时钱不够了，我们就会到店里帮忙，去卖花，去卖摘的野果，去卖自家的鸡蛋，反正最后总能凑够钱，和以往每一年一样。
灶台睁开了眼，灼灼的红光与我们此刻雀跃的内心相互对望，都看到了彼此内在不肯熄灭的激情。菜刀一上一下的飞舞，一块块生肉和蔬菜在我来不及看见的银光闪过中化成整齐排列的骨牌，乖巧得站在一旁等候发落；雪白的面粉于冷冽清水里互相拥抱取暖，接着就被奶奶一双灵巧的大手配合擀面杖在以秒为单位的速度里压成了薄厚均匀，宽长适中的扁平面皮，再放上事先调配好的肉馅和素馅，一个个白雪可爱的饺子就在瓷盘里站得整齐又精神了。饺子下水，占了满满两个大铁锅，袅袅升起的炊烟像一枚信号弹，打响冬至第一枪。
接下来是分饺子的时间，除了我们两个人的量，剩下的都分给了其他人，相识的邻居或是不相识的过路人，还有大黄，我们都把他们当朋友。家里的地窖塞满了别人送的腊肉青菜和药酒，厚厚的相册簿里夹着几张政府送来的感谢信，还有前两年一个路过村子的货车司机给的两张美元大钞。
饺子分完了，碗也空了，只剩下两人一狗盈满的内心，奶奶坐在蛀虫的摇椅上打着蒲扇，一声一声唱着吱呀，好像两个年迈的老人在形影相吊，互相依靠。大黄如同小火箭一样兴奋得到处乱窜，丰盛的晚餐和来往的朋友都点燃了它。我身体里也冒着火花，让我无法乖顺的坐下，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躺在床上，我和奶奶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动静像深井里掉落的石头，每落下一次都响起不小的回声，余音徐歇后又是一场寂静的等待，衬得胸腔里不停跳动的轰鸣更加扰人睡眠。我回头看奶奶，她也睁着双眼，有时候我真怀疑她的年纪，要不然怎么会和年轻人一样有活力。“你好像又长大了，马上就是个大人了，要离开奶奶喽。”奶奶紧紧抓着我的手，又问：“你长大了我们还能像朋友一样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奶奶摇了摇头：“你会飞走的。”我看见她那不甚明亮的眼眸里又暗淡了几分。
一语成谶，那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冬至。
生活分开了我们，我回城里上了学，像水融进水里，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新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奶奶还待在那里，和大黄一起，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在信里写到：“大黄昨天被车撞到了，好在没有痛苦太久，我已经把它埋在咱们院子里第二棵树下了。”
后来的冬至，她一个人做饺子，只是做的没有之前多了，但还是会把我的份寄过来，连同老人家穿透纸背的却又不愿言说的思念。
再后来，北方的朔风又大了些，吹得她越发站不稳，于是一个人待在房子里的时间就变多了。终于，又是一个冬至前的银装素裹，那位银白的老太太再也不能站在窗前扯着嗓子喊：“这该是个包饺子的好天气！”
我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在一个南方小城里，高照的艳阳像毫无温度的幻光，冷冷的照着我心里肆无忌惮的暴雨，整整一年。
后来我习惯了抬头仰望，习惯了在空中寻找些什么，找什么呢？或许是断线的风筝，或许是那几年暖暖的，如今落在冬至里的回忆。
